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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追逐市民、忽视农民导致的城乡污染互动加剧问题被遮蔽  

2008-03-29 09:46: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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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化过程中,大众传媒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值得肯定,却也在局限于城市中遮蔽了广大农村(三农),以至污染与破坏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互为因果的一种局面没有得到充分反映。这里对传媒定位与环保问题加剧分别作一粗浅分析。

  首先是传媒在市场中的定位策略。尽管市场定位符合它自身的利益,但这却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在摆脱了单一的意识形态控制之后,传媒就开始了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进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传媒中风行受众定位,而这种定位却是以广告的有效发行为基础,要使广告达到有效发行,需要考虑的是受众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他们才是广告主所青睐的具有消费实力的群体,而近年来一些媒体所打出的“影响有影响力的群体”、“为主流服务”等旗号,实质遮掩的不过是自身片面逐利的冲动。同时亲近主流群体也就意味忽视那些经济实力较差的弱势群体,那些偏远地区的农民、进城务工者及城市无业、下岗者等沉默的大多数;同时,现代报刊和电子媒体都是都市化的产物,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成长的大众传媒,自然会首先以城市居民为服务对象,在每个大中城市中有着巨大的市民群体,有丰富的信息源,报道成本较低且十分便捷,而农村、边远地区报道成本较高,信息较少且消费能力偏低,对传媒来说不具有较高的市场回报,因此被放弃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长此以往,不仅使“三农”被排斥于报道视野之外,农民形象被扭曲,加剧了“知沟”问题和新的社会不公,而且传媒正常的社会监视(守望)功能被削弱了。“当多数传媒都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有限的几个角落而无视其他的现实存在时,传媒所构建的世界只能是部分甚至是片面的世界,人们通过这个变形的信息环境来认识现实环境,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甚至是错误的,大众传媒作为环境监测者的功能因此而弱化,作为社会沟通者的角色功能也严重丧失。﹙2﹚这也即意味着传媒提供的拟态环境,在有些时候不能成为认识真实世界的参考,甚至现实世界被有意无意之间蒙蔽了真相。“癌症村”的现象再次敲响警钟,城乡之间互为因果的污染已无法避免,而传媒对此仍无系统反映。

  从受害者角度讲,“癌症村”无疑是城市污染乡村的一个恶果,“三农”尤其是农民是直接感受有切肤之痛的受害者。以奎河为例,江苏的奎河发端于徐州市区,由市区流向下游安徽宿州农村。徐州市区各类工业和生活污水直接排泻于奎河,20多年来,一直是被当作臭水沟,自1983年徐州地委向省政府和国务院承诺治理好奎河水质以来,不仅水质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直至今日,奎河水已成五类水质,完全丧失了水的任何使用功能,成为毒水、祸水了。与此同时,广大的农村还承受了多年的垃圾下乡、污染下乡后果,城市里不便处理和易污染的废弃物、工厂纷纷向农村迁移。传媒对这种愈演愈烈的“转嫁污染”没有给予足够的反映,也没有重视其恶果。

  反过来,在被污染的水质和土壤里生长和加工的各类粮食及肉禽蛋奶等食品又销往各大中城市,结果怎样呢?城市居民发现:肉蛋等食品含有大量化肥、农药和添加剂的残留物,各种化学有毒有害物质开始进入人们的身体,“吃动物怕激素,吃植物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吃什么心里没数”,今年全国两会上热议的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一大民生问题。“病从口入”,人的健康受到了影响,怪病开始增多,青少年发育不良问题呈现。在此情况下,顺应片面的浅薄的心态,传媒又将责任推到农民身上,以为他们纯粹为了赚钱而生产加工自己都不吃的食品去坑害城里人。如此一来,舆论就会更加扭曲农民形象,更加拉大城乡之间的信任鸿沟,更加不利于社会和谐。

  亲近市民,忽视农民,使传媒在报道上偏向,在视野上狭隘,在观念上误导。传媒不该回避的是,污染是不分地区、不分省界和城乡的,对短距离地转嫁污染而致使双方都受害的不公平行为不应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癌症村”不应漠视,食品污染也不应忽视,全面系统地认识问题,找出症结,科学、合理地反映现实,促使人们正视问题,促进城乡污染互为因果的恶性问题的解决,这是传媒应负的责任。因此加强环保传播,加大报道力度,影响社会舆论,促进社会和谐,这是传媒应尽快承担的急迫任务。

  “癌症村”的增多拷问政府和企业的责任,也拷问传媒报道的缺陷,这一缺陷的最大症候表现为“预警”功能的弱化。而面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加剧,传媒又不能放弃自身作为社会公器的角色,因此必须加大环保传播力度,使环保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并转化为强大的舆论力量和积极参与的推动力。当然,环保传播经受的压力也是不小的,许多阻力使环保传播效果受到削弱。

  自世纪80年代起的10多年间,环保传播几乎是无所作为,尽管有一些名篇佳作如《白象走出森林的时候》、《风沙紧逼北京城》、《对水,要看得长远些》、《大兴安岭火灾》、《伐木者,醒来》(报告文学),但环保传播的真正发力还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淮河的警告》(报告文学)、“中华环保世纪行”等。其中尤为可圈可点的是保护藏羚羊行动与捍卫滇金丝猴栖息地的壮举。1998年是一个转折点,北边三江流域、南边长江流域的重大洪涝灾害举国震惊。此后环保传播开始加速。如今由于传播的影响,人们对环保已耳熟能详,知道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是情况仍不容乐观,“自然之友”2006年《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调查显示:以百分制为刻度的“民生指数”显示,2005年中国公众环保指数得分为68.05分。这一数据反映出中国公众环保关注很高,参与不强。(3)另据国家环保总局连续数年的调查统计分析,全国生态环境“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控制,环境破坏和各类污染仍呈加剧趋势。这是让人感到忧虑的,这种态势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在由国家颁布各项环保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同时,传媒作为舆论造势者,更应有所作为,而且要实现更大作为,笔者认为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传媒认真对待并需注意克服的。

  首先,传媒如何克服“外部负效应”难题。在走向市场体制的过程中,各个传媒实体纷纷成为独立的利益诉求者。如同企业一样,它也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正如施拉姆所说:“新闻事业是一种双重性格的事业。站在为公众普及教育的立场来说,大众传媒是一所学校。但是,就为投资者赚钱的目的而言,大众传媒是一家企业。任何传媒的负责人如果一方面要进校长之职,另一方面又要尽经理之职,便要陷入两难的处境,很多时候是互相矛盾的”,(4)有着双重性格的传媒尽管有着矛盾性,但在追求利润方面并没有落后,由于“断奶”之后自寻活路,各家传媒以及不同性质的传媒之间展开了日益白热化的竞争。大家竞争的受众基本都是城市消费群体,于是传媒内容越来越同质化,利润越来越稀薄。在此情况下,传媒又比拼娱乐化、低俗化,企图以感官刺激来吸引更多受众,提高发行量或收视率,经过几年的挤在小圈子里的拼杀,只有少数传媒惨胜,多数传媒感到了竞争乏力,底气不足。因为当刺激受众感官的媚俗手段也不灵光的时候,传媒没有什么好招数了,至于打折扣、馈赠礼品也是有成本底线的。挤在城市狭小空间里互相争抢有限的市民受众,以刺激性反常性娱乐性消息的噱头的花样差不多走到穷途末路,而同时大量的民生问题,群众所急所盼的问题还得不到传媒充分的反映报道,这样的倾向是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传媒终究不是为赚钱而存在,它的价值在于提供重要信息,守望社会,可是目前传媒进入这样一个误区,对自身的职能有所忽视。由于竞争,传媒力求成本最低化,甚至实施整合营销,优化受众,固然一时为自己谋取了可观利润,但环保这样的民生问题被虚置一旁并不明智,因为不愿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环境问题缺乏监督导致了更多的“癌症村”被漠视,更多的水土污染,更多的人受害,传媒的自身利益也会受到损害。在竞争中纷纷弱化社会责任导致的就是今天环境恶化这个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局面:整体利益都受到损害,个人理性,整体不理性的外部负效应一样适用于传媒,只要置身其中就无所逃于天地间。因此,现在需要的是反思和勇于承担责任的竞争,需要避免无序拼杀带来的整体不理性问题,这需要传媒的对话协商,共同承担社会道义。

  其次,强化传媒环保意识,培养更多的环保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人。

  与当前日益壮大的民间环保行动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传媒没有培养出一批知名环保传播者,这是不应当的。多年来,中国环保志土不断涌现,除了具有世界知名度的曲格平、梁丛诫等人,还有大量的活跃于各地的民间环保志愿者,为当地环保事业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努力,如奚志农保护滇金丝猴,杨欣保护三江源,王明海治理沙漠等等,而传对此被动报道的多,主动参与的少。不少人固守着传媒只传达信息的片面观点,不懂得“干预生活”本是传媒不可放弃的权利和义务。就环保传播而言,传媒完全可以实施参与并报道的策划,并与其他媒体联动,营造强大舆论,实现社会动员,《人民日报》对于圆明园防渗工程的报道,就是一个颇为成功的操作案例,在得到知情者(兰州大学张正春教授)报料后,该报记者赵永新赶赴现场作了独家首次披露,接着首都媒体纷纷跟进,随后是国内媒体形成了共同谴责的巨大声势;记者又跟踪国家环保总局行动,由其下达停工整改的命令,并召集清华大学等单位论证,在国内第一次召开了(有责任方圆明园管理处负责人参加的)环境评价会,最终该工程停工并整改。整个系列报道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但是这样的成功今天并不多见,传媒对环保报道往往会出现“糜不有初,鲜克有终”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传媒自身的环保观念并不强烈,既然自己都不能作出良好表率,又如何要求社会环保意识走在前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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